宋朝是个全民热衷消费的朝代，所以宋朝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前，而宋朝的精致又引得与其相邻甚至相隔海路的国家都慕名前来，开展贸易活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商品，当数茶叶与瓷器。

从茶叶生产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唐朝是奠定了基础，那么从宋朝起就开始收获果实了。

宋代南方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等地区，产茶地遍及60个州242个县，其中建州以产量最高、茶事最盛、产区最集中占据头把交椅。这还没完，宋朝在江南大开发的基础上，继续向华南挺进，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包括今天的惠州市、河源市、汕尾市、梅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广西的静江府(今桂林)及融、浔、宾、昭等州。

南宋疆域图

整个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到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时，已达到两千多万斤，成为大宋王朝的茶叶经济中心。大宋皇帝和他的朝臣们觉得此事有利可图，便规定专榷东南茶(宋太祖乾德三年，即公元965年)。到了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又榷蜀茶，把四川茶区也纳入官府的旗下。

这就要说到中国自唐代以来所实行的一种茶叶专卖制度一—榷茶，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茶叶专卖税。因为唐朝时边境屡受骚扰，国家要养军队，需要大量的花费，而国库的钱总是不够用，因此在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时出现了税茶法，规定天下茶十税其一，形成定制。

到了文宗年间，几朝元老王涯一度掌握了财政大权，他一心为政府增加收入，就向文宗极言“榷茶之利”，在江淮、岭南设置榷茶使，征购民间茶园，派工制茶专卖，甚至强令茶农将茶树移至官营的茶坊，规定茶的生产贸易全部由官府经营。这项措施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对。王涯之后因“甘露之变”被杀，这项政策在停了一段时间后卷土重来，而且比原来还要严格。文宗的弟弟武宗将榷茶形成制度，对私卖、漏税处以杖脊甚至死刑。可见国家是太需要来自这项经济作物的收入了。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宋代也一样，因为丢失了燕云十六州，导致边境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真(金)烽火不断，国家财政困难，战马也很短缺从哪里找钱呢?除了榷茶以外，政府开始了在西北的茶马贸易一—在四川地区设茶马司，官府将所买茶叶运往甘肃、青海及四川的雅安、在四川地区设茶马司，官府将所买茶叶运往甘肃、青海及四川的雅安、汉源等地与少数民族易马。大宋法令规定，凡将茶叶私卖给少数民族或者私贩川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商贩，均按军法治罪。

用茶叶换战马的路线，通往契丹、西夏、吐蕃和回鹘各民族地区，因为西北人基本没有蔬菜的饮食结构决定了他们对茶有强烈需求，而且因为跟汉人来往，他们早就“不可一日无茶以生”，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没有茶是无法生活的。西夏为了得到宋朝的物资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最终逼得宋朝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订立和约，由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

边茶

宋朝政府的西北茶路和针对内地的东南茶路有所不同，相对于专供本朝上流社会食不厌精的各种高档茶，他们运往少数民族的是采摘更粗老、产量更多的“边茶”，这种茶滋味浓烈，也更对西北民族的胃口。西北茶路的开辟也不光为利，它兼顾了国家财政负担和军事需要之间的平衡。宋初以铜钱买马时，铜钱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的民族地区，不但导致本朝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而且还让少数民族有了铸造武器的原料。也试过以绢买马，但这太过奢侈，当时宋朝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还不足二百万匹，结果三十匹绢才能买一匹马，绢贱马贵，负担不起。

算来算去，只有茶叶的产能足够，也受所有民族的喜欢，所以宋王朝的西北茶路，自此定型。

为了边境的和平，政府煞费苦心，却也意外在开发茶路的同时，又新增了一条瓷路。

由少数民族的贵族开始，他们逐渐受汉文化影响，在生活消费上都向宋朝看齐，喝茶也越来越讲究形式感和仪式感，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茶器的使用。现今出土的辽代早中期墓葬的情况表明，当年辽国早就大量使用邢窑的白瓷、越窑和耀州窑的青瓷以及后期湖田窑的青白瓷。它们包括了碗、盘、盏托、杯、温壶、温碗、水注等，其中最大量使用的斗笠盏、盏托、注壶、温碗、熏炉和粉盒这些茶道、香道用器，说明辽国贵族早就过上了焚香品茶的生活。

辽国人有茶喝还不够，他们还从离辽国边境很近的定州和磁州掳来宋朝工匠，烧制了自己王朝的官窑。现在确定的辽代瓷窑就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赤峰缸瓦窑、北京龙泉务窑、大同青瓷窑等七处遗址。

金人也不甘示弱。他们得到了北宋的国土，又抢占了北宋的瓷窑(如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等)，开始烧制自己风格的器具，包括各种类型的碗、盘、盏托、酒盅、花瓶、香炉等，从深山老林走出来的战斗民族，终于学会享受生活。

北宋 汝窑葵口盏托动脉影摄

金朝的女真人整体受汉文化影响加深，金熙宗“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大金国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四》) 杀熙宗自立的海陵王完颜亮，更是著名的汉学专家，他从小就对点茶很内行，且琴棋诗书无不通晓，诗词的造诣并不在汉人之下。

就是这位海陵王，在南宋立脚未稳的时候，发动了南侵。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的春天，他带领几十万金军南下，准备渡江，攻占临安。临安城里，被靖康战祸吓得留下了后遗症的宋高宗，急急忙忙地应对。这场南侵最后的结局是海陵王因其本朝内证被杀，本不情愿水战的金军撤回了北方。

临安保住了，南宋活下来了，劫后余生的王朝也明白了本国的命脉所在——要更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国富军强，让国家度过危急时刻。

这个时候，在北宋发明的指南针，为国家指引了新的道路。

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茵堡号时，却意外发现了深埋在23米之下的另一条古代沉船。经测定，这是一条八百多年前，从中国驶出，前往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宋代商船。因为它的沉没地点，正位于中国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所以被考古专家定名为“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

2007年12月，“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令人吃惊的是，这艘船上竟然装了近19000套瓷器，包括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福建德化窑的许多精品，它们在沉没这么多年后，依旧完好无损。这些瓷器中，既有宋朝人本来用的碗、茶盏、执壶、盏托等器具，也有阿拉伯风情的酒壶和瓷碗，显然是来单定制、专供外销的。“南海一号”装得满满当当，连正常应空着的两个尖尾舱，都装满了瓷器。到底是怎样的利润，让八百年前的这艘商船，这样不顾一切呢?

答案可以从资料中找到。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两宋时：“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中国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中国茶叶和瓷器的外销航路。政府早在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时，就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这是北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之后眼看这一块收入倍增，就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置市舶司，在秀州、温州、江阴置市舶务，为本朝“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

南海一号沉船模型

南宋时，国家有八个市舶司，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分别是江阴、秀洲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秀州澉浦(今浙江海盐)、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泉州和广州，其中泉州成为超级通商大港。上面提到的“南海一号”正是从泉州出发、结果在半路沉没的商船。那些层层叠叠的瓷器，那些精美的茶盏、执壶和盏托，本来要为国家换回大量的收入。

南宋时的海外贸易极大兴盛，国家获利丰厚，海上贸易的税收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差不多要占一半的财政收入。所以经常担心收入的宋高宗，后来高兴地对大臣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由此在整个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是一个公认并受到鼓励的事实。

根据历史记载，宋代时，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犀、象、香、药等四十余种产品，而出口的货物主要是瓷器、铁器、茶叶、丝绸、杂帛、精粗漆器、金、银、铅、锡等商品。后来由于铜钱的大量外流，引起国内钱荒，南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时，政府不得不出面规定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就是《宋史•食货志下七》所说的“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浅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这一幕。

《十八学士图》卷

在茫茫的大海中，当中国的船队在本朝发明的指南针的指引下，劈开千重巨浪，找到一条条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道路时，历史让彼时已辉煌璀璨的华夏文明向尚处在中世纪黑暗时期的西方，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也为后来著名的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

当政府确定了外贸出口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三大支柱时，中国的东南日夜繁忙，生产上等的丝绸、织锦和茶叶，而全国各地的窑场，都铆足了劲地完成国家的外销瓷订单。

自此，宋代的五大名窑全面开花，其生产瓷器的精美、数量和品种均大大超过了前代。尤其是官窑，终于在南宋成为一个显赫的名词，成为后世之人不断追寻的方向。

本文摘录自《中国茶器》，作者周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