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安化黑茶，一个响亮的地方公共品牌。安化，一座小县城，如今有着数家黑茶企业。那么，黑茶的由来，以及销售里走出的茶路，还有那些与黑茶分割不开的茶人。《安化黑茶：一部在水与火之间沸腾的中国故事》作者洪漠如历时3个月，重走茶马古道，试图呈现给读者关于安化黑茶的过往。

该书绪论从19世纪安化籍名人陶澍展开，分为五个章节，地域上从安化资水蛮山出发，最后又回到安化的风土与风味。以书拉近了跨越万里茶路的时空距离，把唐宋元明清的历史记录在了长城内外，将晋商的艰辛奋斗与性格磨练的品性一一展现。红网茶频道推出系列连载，与大家共品那些关于安化黑茶的历时痕迹。

昆仑山下的夜晚很宁静，雪山上吹来的风消解着暑气，在地图上，方圆100公里的范围内就只有这一个村落。往东走，海拔抬升将进入雪域高原；向北走，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古人西出阳关到达这里，将穿过楼兰、焉耆、若羌、且末，然后从于阗往南，进入昆仑山腹地。在文献中我们找不到历史上曾经究竟有谁来过这里，可是在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里非常醒目的保留着曾经有人来过的痕迹。我抵达这里的时候，正赶上他们的早餐时间。乡里的早餐相对较晚，早起的农人一般会在田里劳作半晌，待日头高照才回去吃饭。乡里的早餐很简单，出门时煨在炉子上的茶，四季吃不腻的馕，一碗茶，一个馕，这个朴素的食谱，已经陪伴了他们几个世纪。

在这里，很适合用世纪这个单位来统计时间，因为有很多人活过了一个世纪。老村长带我在村子里闲逛的时候就遇到过不少精神矍铄的老人，他们或三三两两的坐在绿荫里乘凉，一边聊着家常，一边修葺着手中的农具。或躺在自己屋前的大床上闭着眼睛乘凉，茶壶就摆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渴了就起身倒一碗茶喝了，然后把碗倒扣在桌子上就又倒头躺下了。这里到了中午阳光非常炽热，他们已经熟悉了大自然的节奏，没什么要紧的事绝对不会莽撞的暴露在阳光下。祖辈传下来对抗暑热的方式就是喝茶，他们一天到晚会喝很多茶，饭前饭后喝，口渴了喝，客人来了一起喝。

这里不产茶，但是对于茶的需求显得非常迫切，如今的从容生活景象有一个隐性前提，就是国家的边销茶政策对于他们的诉求给予了基本保障。他们大多数人讲不出太多的汉语，但是基本上都能够标准的发出“喝茶”这两个音。他们喝的茶都来自湖南安化，我打开手机导航，输入茶厂的地址，在自驾规划的线路上，两地相距4629.7公里。这杯茶跋涉的距离让我震撼！100年前，这一杯茶入资江过洞庭，到达汉口然后一路北上，从陕西到甘肃，沿着古丝路穿越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穿过那些古西域绿洲市镇，然后在县城里分装，被茶商用骆驼驮着运往昆仑山下的这些古村落里。

站在村口的绿荫下，让我震撼的除了这些茶跋涉的空间距离，还有就是生活在这里的饮茶人。在这个有八十多户人口的小村落里，有3位老人出生在100年前。他们出生的时候，才发生五四运动，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抵达眼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而言可谓沧海桑田。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三万六千五百多个喝茶的日日夜夜。这些年，人类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有报道称，在本世纪，人类有望将平均寿命推向100岁。全世界都市里生活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内心可能都会暗自窃喜，但昆仑山下的这些老人不知道这个科研突破具体有什么意义。100岁，他们已经习惯了面对我们内心认为的生命奇迹。

这些依然健在的老人生命状态很好，思维清晰，看到外地人进来，会主动让老村长做翻译与我交流。我在一个102岁的老奶奶家里，他卧在炕上，一只手撑着下巴，让老村长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当老村长告诉她我是从湖南来的时，她眼睛里闪烁着非常惊喜的光芒。她没去过湖南，可能都不知道湖南在中国地图上的哪个位置，但是她熟悉湖南，每天早上起床煨起的茶叶就来自湖南。她让她的重孙子从家里抽屉里拿出了一片茶叶，指着茶叶朝我说了好长一阵话。老村长最后翻译说：她在告诉我，她喝的这个茶叶就是来自湖南，年轻的时候，长辈对她说这个茶是用船运过来的，她不明白船怎么能到她们村，于是在村口等着看运茶的人，最后她才知道，那是骆驼运来的，骆驼是沙漠里的船。

从她家出来，老村长说村里还有一个百岁老人，他带我去他家看看。到了他家门口，门没锁，老村长在他家屋里找遍了也没寻见人。邻居说老人今天赶集去了，闭塞的乡村里，有很多转乡的商人用三轮车驮着一些生活物质到那些山里摆起临时的集市，沿着一个固定线路，一个月转一圈能挣不少钱。老人没在家，门也没锁，门口贴着他的建档立卡信息，姓名后面就是身份证号码，透过身份证号码，代表他出生年代的1919映入了我的脑海。

事实上，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这些村落里，长寿已经是一个很悠久的传统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世界长寿之乡考察团的专家就在这里的一个村落里发现了7名百岁老人。专家们驻扎在村里观察他们的生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命状态，乐观积极的心态，清淡的日常饮食，长期饮茶等等诸多因素组合在一起，人类的生命奇迹就此诞生了。也因此，塔里木盆地边缘的这些村落里因长寿而闻名于世。

在后来的报道中，有人对长寿村里百岁老人的粪便做了检测，在老人的粪便中检测出了高于常人的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双歧杆菌是一种益生菌，对于人体具有生物屏障、抗肿瘤、增强免疫、改善肠道功能、抗衰老等作用。我们如今为了改善肠道菌群，会刻意在很多饮料和食品中添加益生菌。但是这些百岁老人的生活饮食结构中，以发酵面团做成的馕，以发酵的茶叶煮成的饮品，在摄入自己的肠胃系统之后，在肠道内自然增殖了双歧杆菌，对他们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屏障。

我们对发酵食品的利用萌芽很早，但认知体系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茶在中原地区的主流审美和品饮一度演变成了尝新尝鲜的习惯，但这只是对茶叶利用的一种可能。发酵茶所产生的益生菌对于改善肠道菌群平衡膳食营养的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如今，市场上的茶叶商家在宣传上不断强调饮茶的诸多好处，其终极好处不外乎就是改善人的生命状态。长寿，可谓是这种状态的一种终极诠释，我们科研上发现的有关饮茶的所有好处，其指向的消费动机不就是要多活几年嘛！

我们自诩文化水平高，于是将茶赋予了文化，又把茶文化归纳成了连篇累牍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给我们为什么要喝茶找了一千个理由。回过头来，当面对长寿村的那些百岁老人时，他们什么理由也不需要听，自己天天喝，客人来了请客人喝。每人一碗，微笑着一饮而尽。

雪山下的夜晚很冷，屋里升起了火。大家坐在床前，围着茶壶，啃馕，吃馕坑肉。长寿村的老人没有饮酒的习惯，茶的暖意在那样的夜晚被进一步凸显。我记得，有个茶学教授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说饮茶饮酒和社会治安的关系。他的文章中说这片区域的人好醺酒，所以社会治安很差。我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因为那一夜，我在现场，一个祥和的夜晚，老人小孩都围着火炉，满屋里飘荡着茶香。

究竟是谁把茶叶千里迢迢运至了昆仑山下，面对这个问题，文献几乎是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古阳关和古玉门关也早已荒废，在这些古遗址的考古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与茶有关的痕迹。与此同时，蜚声中外的敦煌学里，也仅仅从敦煌遗书中找到了一篇《茶酒论》，茶作为大宗商品西出阳关究竟源于何时？对此学界一片喑哑。

当年张骞凿空西域之后，随即汉武帝发起了对匈奴的决战，霍去病带领骑兵迅速突击占领河西。之后，开启了中原王朝对于河西地区的开发与经营。这片夹在雪域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的狭长地带，具有宜农宜牧的小气候。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很多关中的门阀士族迁居河西避难。他们的到来，不仅加速了这里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将中原的文化注入到这里，两晋时期，河西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当中原地区因战乱而陷入疲困之际，河西地区为很多人撑起了一片小天堂。进入隋唐以后，河西的发展进一步提速，隋炀帝曾亲自抵达河西，并且在今天的张掖地区组织了一次“古丝路”诸国的“世界博览会”。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河西经略西域，古典帝国在这个时期被推向了鼎盛。

彼时的河西，已经超越了一个边地的范畴和定义，跨越僧俗的各种思想以及艺术流派已经在这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与融合。河西学派，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了一些重大的主流文化建设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茶文化。

成书于盛唐时期的陆羽《茶经》一直以来被茶学界奉为圭臬，唐朝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提到：“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各补茶事十数节”，这些内容后来经历数次转写，已经与陆羽原本混在了一起。大唐茶事，从茶产区到《茶经》的文本形成，一开始就有河西人的参与。

如今，我们走进河西，从武威到张掖再到嘉峪关，这一路上会遇见很多与茶有着隐性关联的遗迹。陕甘总督府立下的石碑上署名会留下“兼理茶马兵部”的字样，武威街头由茯茶组合起来的休闲食品中还带着当年左宗棠西征时留下的故事，张掖山丹军马场的老军工还能给你讲起“茶马互市”的往事。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在明朝保守的边贸政策里阻挡了很多意欲东去的商人，他们没有“关照”，在嘉峪关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这些或隐或显的遗迹都指向西域与内地在茶上的关联，但是非常遗憾，有很多关联都像西域沙漠中的那些古城一样，给我们留下的是数不清的谜团。

但是也很幸运，由于古西域人对于茶的诉求一直在，穿过历史的层层障碍，在晚晴时期，西去东来的商人贩运茶叶的记录就越来越明确了。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武威的马合盛家族，嘉庆年间，武威著名学者张澍在他的诗中说：“载来纸布茶棉货，卸到泾阳又肃甘。”这首诗还原的就是马合盛家族在西北的茶叶贸易。

马家经营西北茶事由来已久，早在雍正年间，年羹尧用兵西北的时候，马家人曾组织自家驼队协助年羹尧做后勤运输。后来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年羹尧将马家的功劳奏明了雍正，雍正赐马家“永盛”二字。至此，马家成为了清代持有“龙旗”的民间官商家族。他们在兰州设立总柜，专门向政府申领茶引或茶票，然后交纳税银完成备案。采办分号提前就已经抵达了湖南安化，在那里采收茶叶通过水路运输抵达汉口，然后再由车马运输到泾阳，在泾阳加工成茯茶之后运抵兰州，向政府交齐剩余的税额，之后运抵各销区分号销售。

马合盛家族的茶叶贸易与大清帝国的命运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在政策倾斜下获得了西北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一度掌控着西出阳关的茶叶销售渠道和市场主动权。清廷乐于扶持这样的代理帮他们处理好西北茶事，一百多年下来，马家与大清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每每大清朝廷遇到重大困难时，马家也是及时慷慨解囊。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马家茶庄义捐10万两白银；光绪初年，左宗棠发兵西征，马家茶庄再次义捐10万两白银。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携光绪西逃，马合盛茶庄北京的东家马香甫向朝廷义捐白银10万两。马家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荣誉，慈禧赏穿黄马褂，光绪将宫女许配给马香甫的两个儿子，左宗棠为马家亲自题字。这些荣誉的背后也凝聚着以马合盛家族为代表的茶商在西北的付出，从兰州过河西走廊，驼队沿着古丝路去往那些未知的远方。我们很难想象这其中将要面对的各种艰难险阻。

如今，古阳关依然在，那个烽燧残骸的标志矗立在山间，站在那个烽燧下面向西望去，是一片茫茫戈壁和无边的大漠。从这里出去，距罗布泊的边缘大约只有一百多公里，100年前的罗布泊还没有干涸，楼兰古国就在罗布泊的西北角，过楼兰，北去焉耆、龟兹；南通若羌、且末、于阗、莎车、疏勒。古丝绸之路沉寂着太多无声的信息，千年之后，匈奴的战马似乎还在那些古城遗址的秋风中嘶鸣，大汉公主和亲的仪仗翻山越岭的踽踽前行。在甘肃敦煌与瓜州之间的一个古驿站里，在考古挖掘出来的汉代竹简中，我们还原了很多两汉时期与西域的互动信息。丝绸之路上，流通的商品大多产自中原，但是控制这条贸易线路的却是西域商人。而贯穿于西域各个绿洲村落之间的自由商贸通道，给古西域这片土地带来了一种世界性眼光。所以美国学者斯塔尔评论道：“在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中亚是世界的知识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被贬到西域，在那里他依然以一个古典士大夫的视角思考着家国天下的重大命题。他发现了古西域的问题，写成了自己的随行笔记。当朝廷召他回去的时候，他刻意在长沙做了停留。他要在那里会见一个叫左宗棠的年轻人，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里，他需要把自己的在西域的所见、所思和所感都交给那个年轻人。他没有看错，如同陶澍当年推荐自己一样，他把那个湖南后生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很多年后，清廷在各种战败和丧权辱国的条约里连续丧师失地之后，唯有左宗棠与西北给这个民族注入了一丝尊严与信心。左宗棠平定西北之后上书朝廷，要在那片新开辟的广袤疆域上建立行省。大清在“同光中兴”的回光里组织人力，派遣官员奔赴那片土地。

大清在左宗棠之后，对那里制定了很多有益于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其中就包括茶政。左宗棠的茶政扭转了官茶的积弊，刺激了商茶的积极性。在河西茶路畅通之前，山西的旅蒙商就开辟了穿越外蒙古的“小北路”，在左宗棠用兵西北的时候，他们更是开辟了出张家口可以直达哈密和乌鲁木齐的“大西路”。至此，去往西北的路四通八达。如今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在仅有的文献中搜索到关于茶的信息时不难发现，清廷在截止光绪晚期的时候在西出阳关的广袤疆域上已经建立了一条效率很高的庞大的茶叶贸易系统。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新疆奇台县：一官茶，自内地运入本城，以前每岁销售二三千箱，现在私茶充塞官茶，无人过问，所销不过数百箱。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新疆昌吉县：奇台县官引分销砖茶七八百块。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新疆库尔喀喇乌苏：又官茶一自古城奇台运入，北关市镇每岁销行千余块。一自塔城运入，在蒙古旧土尔扈特游牧地每岁行销约五千块。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新疆伊犁：湖商晋商之茶斤，蒙古哈萨克之牲畜，均行销于境内。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新疆精河：按官茶，一自省运入，一自古城奇台运入，在本境南关市镇，每岁销行约千余块，在博罗塔拉蒙古游牧地，每岁销行约二千余块。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新疆温宿：又官茶自内地陆运入境，在本城销售，每岁亦只数百块。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新疆焉耆：官茶号系官商，乾益升地由湖南安化运来茶砖，开办多年，甚便民食，往年能销20余票，近销路较滞，改作山茶，每年均销八九票。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地理空间上，从天山到昆仑山，从准格尔盆地到塔里木盆地，沙漠戈壁，高原雪山，晋商、湖商、陕商、甘商···他们组织起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商帮，以惊人的毅力和长途跋涉的精神。赶着骆驼穿越那些自然地理空间里的“死亡地带”。这些茶不管是用斤卖还是按块卖，当他们九死一生抵达目的地的时候，那已经超越了一件商品的意涵。

还是在《新疆乡土志稿》中我们可以发现，抵达这些地方的湖南茶商应该不在少数，因为文献中多次出现销区商品交易时使用的度量工具叫“湘称”。地理空间的闭塞还没有条件统一度量衡，那就以常见常用的方式约定俗成了。难怪昆仑山下那些老人在得知我来自湖南的时候，眼睛里会释放出一种惊喜的光芒。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距离我见到的这些百岁老人出生也就仅仅隔了十年。算下来，这些老人的父辈可能与左宗棠在同一个时代。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跨越4629.7公里的距离见到他们是一种历史性的安排，因为我穿越的不仅仅是空间感，更是一种时间感，100年形成的日常里，让我们手中的这一片叶子，有了一种无声的厚重感。

那天晚上，整个村子都熟睡了之后，我悄悄的打开手机，在微弱的信号里定了个位：东经81.43，北纬35.06，一个藏在昆仑山下的小村落。

来源：综合

编辑：宋沛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