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之路，即举世闻名的“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诞生的另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路。习近平主席将它与中俄间西气东输的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该商道从北方贸易中心归化(今呼和浩特)出发后，横穿广阔的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大地，然后越过欧亚大陆的分水岭乌拉尔山，最后到达当时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莫斯科。其中，归化作为商路上的重要节点，成为以茶叶为最大宗的中国货物和俄罗斯货物的集散地。

关于茶叶之路的起点，学者普遍认为是武夷山脚下的下梅村，也有人认为是长江流域的两湖地区。茶叶之路从东方产茶的中国江南诸省一直向北延伸，终点是欧洲的莫斯科。流通在茶叶之路上的商品，除了最大宗的货物茶叶外，还有丝绸、瓷器、粮食、药材、干果、皮毛等，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茶叶之路出归化城后向北延伸，有三条大的商路，“它们是明清两代与蒙俄贸易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商之路，并加强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这三条商道分别穿过蒙古高原的东中西部，其覆盖范围很广，触角几乎深入到每一座蒙古包。

过去库伦（今乌兰巴托）茶叶交易市场。

从茶叶之路所跨越的时间段上看，它以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开始标志，一直持续到1901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才落下历史的帷幕，期间整整运行了两百多年。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俄两国的商人将数量庞大的各种货物输送到对方的国度去。这种频繁的商品交流活动自然对双边及沿途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茶叶之路经过的蒙古地区来说，其文化影响不容忽视。蒙古人积极参与了茶叶之路的建设，他们不仅是中俄贸易的关键中介，自己也拥有和经手大宗买卖，其商品远销俄国和中原市场。蒙古人对东西方的贸易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蒙古国学者比拉认为，历史上，蒙古始终在俄国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的商业活动中扮演着一个积极协调者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二者之间的缓冲带，还使得双方在商业上紧密联结。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国期间，提出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复兴“万里茶道”有机结合。“茶叶之路”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笔者认为，历经200多年的茶叶之路对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茶叶之路培育了蒙古的城镇文化

茶叶之路培育了沿线的蒙古城镇文化，促使其成形和成熟。今内蒙古的包头，蒙古国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是具有茶路文化背景的城镇。作为中俄贸易的华商大本营，清代归化城也得益于茶叶之路的滋养而迅速发展起来。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它由昔日的一座日夜闪耀着圣灵之光的召城，变为一座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此类城镇还包括武川县的可可以力更镇，百灵庙和召河。茶叶之路对蒙古的城镇文化产生了如下影响:

一是对城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召河为例:作为茶叶之路上的商业中心，归化城每年的牛、马、羊等牲畜的吞吐量多达几十万头。召河被选为特定的寄存点和放牧场，从而成为归化城的后院。外地客商到归化城洽谈生意成交后，便去召河牧场看货。由于常年储放大量的牲畜，接待南来北往的商人，召河的各种配套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可可以力更镇等城镇的出现和发展也是如此:茶路的繁荣使这里的人口剧增，可可以力更镇成为先有商业后有居民的新型集镇。在茶道的影响下，这些商业城镇的发展模式基本是:由原来的草原———一个纯粹放牧的地方，到由于茶叶之路的经过，商业、服务业的繁荣，导致人口激增。随后，一个个人口聚居点在茶路沿线的两侧不断涌现。这些人口聚居点聚集了各行各业的人，而非那些只有农民的村庄。

二是时至今日，很多内蒙古城镇还保留着茶叶之路的历史痕迹，其名字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茶叶之路沿线城镇和村庄的名字，如康油房、西成丰、隆盛庄、大兴长、广义泰、三义元、福如东、四合义、大盛合和西火房等，是以最早在这里开设的商号名称命名的。一个城镇绝非只有一家商号，但是其名字大多来源于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某商号，如三义元自然村的名字就来源于三义元这家商号。后来，又有开设制酒厂、油房、米面加工厂、制毡厂等的万兴盛、三义成、元生厚等好几家商号加入。

三是由于驼运业的兴起，茶叶之路沿线的蒙古地区出现了许多饲养骆驼的“驼村”或“驼城”。随着骆驼数量的剧增，各养驼户需要不断扩大院子以便容纳更多的骆驼。扩大院子是驼村和驼城人引以为荣的事。动工之日，主人会杀猪宰羊，像办喜事一样去庆祝和操持。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传统，并构成蒙古村镇地方文化的一大特色。

茶叶之路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商业发展和经济结构

(一)茶叶之路催生了大批蒙古商人，促进了该地区商业的繁荣

早在茶叶之路诞生之前，中原与蒙古之间已有贸易的先例。宋景德年中叶，官府以两湖茶叶与蒙古实行茶马交易，并以张家口为蒙汉的“互市之所”。清康熙三十五年到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在亲征葛尔丹后，下令废除了明代的茶马司和“马市”，开放了汉、蒙的民间贸易。茶叶之路开辟后，中原与蒙古之间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仅湖北羊楼洞的两大茶庄“三玉川”、“巨盛川”都与蒙古地区最大的茶商字号“大盛魁”建立了产销关系，并得到了“大盛魁”在资本上的有力支持。“大盛魁”是清康熙后兴起的、经营茶叶生意的家族蒙商，它除了经销湖南的红茶与黑砖茶外，还经销湖北羊楼洞的青砖茶(主要由“三玉川”、“巨盛川”生产)。这两家的产品深受蒙古用户的信赖，因此得到“大盛魁”的大力支持，相互间的生意往来达百年之久。“三玉川”茶庄压制的青砖茶，最初都压印有“三玉川”的牌号标记，它在蒙古族牧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进入近代后，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茶庄的剥削，蒙古族牧民反对沙皇侵略的情绪日益高涨。“川”字牌青砖茶被牧民们看做是国产“洞庄”的标记，他们出于爱国热情，争购国货，拒买俄国制造的砖茶。这无疑加深了汉蒙之间的民族团结和友谊。

另有义兴、聚兴顺茶庄所生产的砖茶，除部分售与苏俄协助会(协助会是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的驻华代理机构，在上海、汉口等地均设有营业所)外，主要是自行销售。其线路通过京汉路经包头、张家口进入蒙古。

茶叶之路的开辟，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发展，使这片土地在经济、文化和交通等方面焕发出新的能量。从中国南方输入的茶叶、棉布、瓷器、药材、丝绸等，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里销售。茶叶之路的繁荣，促进了很多边境城镇，如归化、库伦、多伦(县)、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呼伦贝尔市的辖区)等地商业的发展。随着商道的繁荣，大批内地人纷纷前往蒙古的各个城镇谋求发展，他们分别从事运输、旅店、建筑、食品、缝纫等行业。在这场商业的因缘聚会中，很多蒙古人也学会了做生意，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迅速成长。

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茶叶之路培育了蒙古数十座商业城镇。这批城镇以归化为中心，隆盛庄镇、科布多、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集宁、包头、多伦、海拉尔、乌里雅苏台、库伦和满洲里等分别位于归化的两翼，它们极大地改善了该地区的人文环境。其中有些规模小、功能少的城镇在茶路繁荣之前就已经存在，是茶叶之路促使其迅速成长为规模大而功能齐全的商业城镇。与商业催生形成的定远营不同，包头是在茶叶之路的直接刺激下而迅速崛起的商城。

库伦成为新的贸易点后，每年数量巨大的茶叶和其他货物从中国内地源源不断向那里集结，其贸易额呈直线增长。众多的商号向长城沿线的丰镇、多伦、归化城、张家口、平地泉等地云集。同时，诸如加工业、运输业、旅店业等服务性质的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中俄商队的贸易中，沿途的库伦、归化、张家口等地的商业，因受到极大刺激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据康熙末年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载:“归化城……外番贸易者，络绎与此，而中外货亦毕集，乃扼要之地也。”由此可见，归化城已经成长为茶叶之路上的重要商业中心。

(二)“茶叶之路”促进了蒙古地区其他行业的发展，改善了单一的经济结构

茶叶之路的贸易早在16世纪下半叶的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城、海流图城开始了。这是中俄之间早期的边境贸易。但在具体贸易时，中国商人并不到俄罗斯来，而是通过鄂温克人和蒙古人把商品运往俄罗斯的边境城堡———阿尔巴津和尼布楚，之后再运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据此，普·季·雅科夫列娃(Puti yakovleva)在《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早期的蒙古商人都是蒙古贵族。在蒙古草原腹地与归化城之间出现了不少或长或短、断断续续的驼行栈道，它们就是茶叶之路的雏形。茶叶之路的早期开拓者其实是世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

茶叶之路正式形成的初期，旅蒙商依然没有马上同俄国商人进行直接交易，而是通过居住在中俄边境地区的蒙古人完成交易，蒙古人充当了“中间人”的重要角色。他们在与俄国商人进行物物交换的同时，又为俄商与旅蒙商人提供边境贸易的场所，中俄两国商队的运输和膳宿供应等亦由蒙古中间商解决。中俄贸易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像其他地区的蒙古人一样，当时的漠西卫拉特蒙古商队也扮演了“二传手”的角色。他们每年用羊、马、骆驼等牲畜向旅蒙商人换取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然后再将这些交易来的商品运到西伯利亚等地去销售。

无论上面哪种方式，都直接促进了蒙古商业、手工业、驼运业的兴盛，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并培养了大批从事贸易的蒙古商人。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蒙古先前以畜牧业为生的单一经济结构模式。不少蒙古牧民不仅放牧自己的牲畜，还揽放驼庄的骆驼以获取可观的收入。从表面上看，牧民所做的事与以往没有什么差别，但本质上，他们已经参与了商业运作，成为商业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由于驮夫、赶马人、赶羊人和跑趟子车的车夫数量庞大，导致蒙古不少地方(如武川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商人、伙计、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牧民，再加上僧侣，蒙古的社会结构不再像过去那么单一，而是变得复杂和丰富多彩，呈现出综合经济的发展趋势。在茶叶之路上的恰克图，由于统治者对自由市场附近的居民实行免税和免兵役，从而吸引了大批漠北蒙古人和蒙古逃亡者来此，投身于蒙古地区的市场经济。“这些蒙古商人维持着城市系统的运转，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从修鞋到种菜再到制造包裹茶叶的皮革等。”

再以归化城为例，作为茶叶之路上有名的商业中心，它的商会历史悠久，行社众多，设有工商业十二行，且分工越来越细。后又增至十五行(不包括三十家下行社)，接着又出现了外九社和票庄、借庄、茶庄、京羊庄、羊马店、驼庄等。据《归化城厅志》“归化城市厘森列，梵宇如林，商贾踵事增毕，有名之社一百二十。”同时，驼运业应运而生，据卢明辉考证，鼎盛时期的归化城拥有骆驼20万峰之巨。此外，归化城还有为各个商号提供各类手工产品加工的作坊，并建有自己专业的社团行帮组织———七大社、八小社、九外社。那时，在归化的商人，即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帮会组织，这是一个商业城市走向成熟的标志。俄国的蒙古学家阿·马·波兹德涅夫(Leksey Matveyevich Pozdeniev)在《蒙古及蒙古人》中描写了归化城昔日商业、手工业、驼运业的盛况:“呼和浩特的商业中，自古以来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茶叶，而茶叶中又以砖茶为主。……一般由蒙古的骆驼来运输茶叶和布匹这两种基本商品;但除此之外，呼和浩特也有专门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除了像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十二家大商号外，还有其他上百家拥有三四十峰骆驼的从事运输的商号。”蒙古商业的兴盛还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像“桥”、“房子”、“牙纪”、“走马”、“蹲门狗”、“出拨子”、“铺头”、“把子”、“对儿伙房”之类的术语都是商业兴起后产生的独特词汇。

(三)庞大的旅蒙商对蒙古人的影响

旅蒙商人指的是明清时期以山西商人为主体、活跃在蒙古地区和中俄边境乃至欧洲腹地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内地商人。他们活跃在茶叶之路上，对经济贡献巨大。特别是乾隆年间，旅蒙商在商品种类、贸易范围与资金积累方面空前发展，并出现了不少地区垄断性的大商号，如归化城就有久负盛名的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三大商号。旅蒙商人将种类繁多的商品输送到蒙古高原这片广阔的疆域，极大地改善和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同时，他们知道，生意就是人脉，所以特别注意和当地蒙古人搞好关系。旅蒙商人不但注意蒙古人的商品需求，而且特别尊重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礼仪习俗，做到说蒙语、习蒙古礼、吃蒙食、随蒙俗，甚至连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少茶叶之路上的中俄商人在蒙古经商多年，成为地道的草原人。尽管清政府禁止中蒙通婚，但大量的内地商人顶着压力与蒙古人通婚生子。

奔波在草原上的旅蒙商人，“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他们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事着经营茶叶(有红茶、槛槛茶、香片茶、茉莉花茶、米砖茶、砖茶等十几种)、铁器、布匹、瓷器、绸缎等的贸易，从牧民生产生活用品到宗教用品，还有蒙古上层的奢侈品，一应俱全。大盛魁以市场为导向，举凡蒙古人需要的，都尽量采购，因此“集二十二省之奇货”，经营的商品种类齐全。旅蒙商渗入了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旅蒙商人为蒙古人提供了各种商业服务和生活上的便利，久而久之，能在广大蒙古牧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旅蒙商对蒙古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体现在:一是唤醒了蒙古人的商业意识，推动了蒙古商业城镇的兴起;二是改善了蒙古人的农业水平;三是促进了蒙古人手工业水平的整体提高;四是改善了蒙古人单一的饮食结构并使蒙古服饰的材质和款式多样化。

旅蒙商对蒙古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商业上，他们甚至参与了蒙古的政治事务。乌里雅苏台的分号掌柜曾代表大盛魁总部参加了蒙古王公的政治会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政治地位表明，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旅蒙商在蒙古各旗的经济及管理上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茶叶之路促进了蒙古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茶叶之路与蒙古佛教文化共生互补

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商人们在与蒙古人交往中，自愿遵守当地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佛教还成为商业的润滑剂，很多精明的商人别出心裁，有意识地利用宗教来促成生意。作为整个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归化城还是旅蒙商人和中国通司商人的大本营，集中了几乎所有旅蒙商号的总号。在此，佛教与商业相互促进，二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逢寺庙修葺、庆典，商人们都积极捐献钱物，出手阔绰。作为回报，若是遇上某商号开张或有喜庆之事，喇嘛们也都到场为其诵经祈福，祝其生意红火。喇嘛乃至活佛还亲自出面帮助商人促成生意。同时，喇嘛也可以做生意，僧人又是商人。

此外，蒙古的喇嘛庙除了作为佛教中心外，还行使着贸易中心(货物集散地)的职能。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喇嘛寺还对商业贸易中的市场进行监督和操控。这对茶叶之路的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在蒙古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旅蒙商人、商号和庙宇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了200多年。藏传佛教的有力支持让旅蒙商人如虎添翼，而商人们的资助也促进了蒙古族佛教文化的繁荣。

(二)茶叶之路促进了蒙古语与其他语言文化的交流传播

在茶叶之路上，活跃着一个庞大的、通晓俄语和蒙古语的队伍。出于生意上交流与沟通的需要，商人们会主动学习蒙古语和俄语，这种情况蔚然成风。能多讲一门外语意味着增加了一条“舌头”，亦即增强鏖战商场的本领。归化流传着一句民谚:“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有数，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一条舌头代表只讲汉语，两条舌头指能讲汉语和蒙语两种语言，而能讲汉、蒙、俄三种语言的就是“三条舌头”的商人。该民谚的意思是，会汉语、蒙古语和俄语三种语言的商人才能赚到大钱，也最具经商本领。旧时归化城所有的通司商号都有精通俄语和蒙古语的人，其中的大盛魁就是长着“三条舌头”的典型代表。

一些大商号还专门自己培养懂俄语和蒙古语的人才。很多商号的学徒年轻的时候被送到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比如科尔沁草原、归化、库伦、恰克图商城等，去接受语言习得的训练。掌握蒙古语的人多了，自然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增进互信和文化交流，加深了蒙汉友谊，提高了蒙古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队伍，以蒙古语为沟通的纽带，通过他们的活动，大大加深了对茶路所经过的蒙古地区的了解。

(三)茶叶之路带动了蒙古地区娱乐文化的发展

商业的兴盛必然会带动蒙古娱乐文化的发展。戏剧的发展盛况空前，最受欢迎的剧本有晋剧、二人台、八节股，各种戏园子和戏班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每逢祖师诞辰日或固定日期，各家商号和商业团体都要唱戏。归化人天天有戏可看。有时候，一天就有几个地方在同时唱戏，一个庙内也有几个戏班子同时唱对台子戏。另有一种非职业演员组成的二人台小戏班子，蒙古人将其称为“打围子”或“打坐场”。戏班子还要义务性地为官府唱戏。此外，在乡下唱的戏被称为“外台子戏”，城里的商人、官人及其他有闲阶级也跟着凑热闹去乡下看戏。他们在看戏同时，又享受了郊游之乐，可谓一举两得。归化城的人把到乡下看戏戏谑地称为“踩青”。

每逢阴历的六月二十四日，隆盛庄的骡马大会上的庙会演出独具特色，传统剧本《刘二姐逛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轮番上演。庙宇前的戏台巍峨宽大，每年的赛会演戏从正月连续轮演五六个月，并沿袭成俗。这种活动除了娱乐外，还有祭神和招徕生意的目的。归化城还有其他一些娱乐文化，如“赶小会”。春夏秋三季的黄昏时刻，在介于城乡之间，有很多野台子戏，俗称“赶小会”，它主要是给无暇去乡下的妇女、职员们提供看戏和游玩的机会，因为参加方便，“赶小会”深为归化人喜爱，遂成为当地的风俗。另外还有一种娱乐叫“劫戏”，就是冲散正在演出的戏班子，用“武请”的方式将名角儿暂时抢过来为自己服务。

结语

茶叶之路对蒙古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茶叶作为茶路上最重要的商品，还影响了蒙古的货币文化。19世纪的蒙古纸币甚至以砖茶(蒙古人称黄茶)作为保证金，因为砖茶本身作为整体不被分割。以砖茶为保证金的纸币和茶叶还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蒙古商品也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一头活羊值10到16个黄茶，而一头活牛则值30到50个黄茶。在靠近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库伦老市场，一头羊的前半身值两个半到四个黄茶，肉多的羊后半身则值四到六个黄茶。

今天，茶叶之路虽已成为历史的标本而沉寂，但其余响袅袅不绝，文化的交流仍然引导和塑造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