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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记者 宋沛珊 长沙报道
左宗棠，这个湖南人一生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纵观他一生，主持兴办福州船政局，后调任陕甘总督后，经营西北。在这时间维度里，始终贯穿着他对茶业的倾注。引茶兴茶，整顿茶务，不仅为洋务事业获得了财力支撑，也对西北边陲的巩固和茶叶贸易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陶澍和左宗棠忘年之交，两家约定结成儿女之亲。公元1839年6月2日，陶澍去世。左宗棠遵陶澍生前之托，次年从湘阴赴安化小淹镇，操持陶家事务，抚教陶澍之子陶桄，在安化居住了8年。这一时期，他种茶制茶，所居住的小淹镇，正好是甘肃茶商采购黑茶的中心。崇尚经世致用的左宗棠也有了深刻的了解，对茶市的交易状况十分熟悉。
整顿茶务 为茶商减负促流通
左宗棠人物像。资料图
“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而茶的来源，除部分川茶外，大多来自湖南长沙府安化县。这种茶运到陕西泾阳压制成块，称为砖茶，销陕、甘、青、新和西藏、蒙古等地。当时，每年销28996引，收税128742两多，是一笔较大的财政收入，湖南文史馆研究员陈先驱翻阅史料证实到。
“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方法争取，措施得力。一扫多年来茶务积弊。”陈先驱介绍到，他任陕甘总督期间，着手整顿西北茶务，效仿陶澍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上奏称：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准盐之例，以票代引。同时建议：一是改引为票，商贩可自由认领；二是减轻商贩负担之法，降低征税，由政府补贴。公元1873年，朝廷准奏“改引为票，增设南柜”。同治十二年（1873）起，左宗棠主张“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不准代销，庶免移新掩旧之弊”。
这意味着茶商到湖南采购茶叶，在湖南境内只征收2成税费，其余8成由陕甘总督府补贴，而补贴款就用于抵扣划定给湖南当时应该对口交纳的西北军务款。在政府层面的账务上灵活处理，给民间茶商带来了实惠，在这样的背景下，茶商相当于直接豁免了在湖南境内的8成税款，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湖南安化的茶行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左宗棠起用长沙人朱昌琳为“南柜”总商，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分段负责茶叶收购、转运、加工、销售工作。左宗棠这一茶事制度的变革，有效地解决了黑茶边销和出口俄国的贸易问题，《清史稿》卷里记载“光绪七年（1881）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往来兴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分之一。”
由于左宗棠奏请茶叶由官营改为私商营运，打开了湘茶销往东南的通道，大批湘茶与浙盐互贸，从而从苏浙沿海出口，远渡重洋。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后，由于国际市场受印度、锡兰茶竞争的影响，湘茶的销量才逐渐减少。
发行茶票抢购一空 茶砖销量激增
当时推行的茶票。资料图
当时进行官茶买卖，必须要有茶引。“引”是商人从事茶叶贸易的纳税凭证，卖引法最早实行是在北宋末年，规定茶叶一律由官府收售，不得私自买卖。
“改引为票，增设南柜”。左宗棠改革茶叶贸易制度，废除茶引，改为发行茶票。茶票的发行方法有三种：一是把茶商以前欠的茶税全部免掉，而且不再乱收其他费用；二是不再限定地域配额，只要茶商想经营，随意领茶票；三是按所得税和营业税缴纳茶税。
左宗棠进行茶票改革之后，1873年尝试发行835张茶票，迅速被茶商们抢购一空，至1875年，发票数为1462票。到光绪三十一年时候，共计茶60800担，平均数量是光绪八年时的15倍。没有茶票数目的限定，茶商们领票后至湖南安化大量收购安化黑茶运至陕西泾阳压制成砖，再远销西北边疆，大大促进了安化黑茶的繁荣。如今，不少湖南人称左宗棠为“茶票之父”，称赞茶政改革让安化黑茶走上了茶马古道。
在这期间，茶道上渐渐形成了新的茶商力量组合。如兰州，清末民初，兰州的商号就增加到40多家。每年经营茶叶达数十万担。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茶号承领茶票3202张，计茶12800担。茶商的兴旺发达，就是茶叶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
安化黑茶在茶马古道上，经由马背船舱的运输方式，从内陆的湖湘腹地跨越大半个中国运往西北边疆，成为少数民族兄弟的生命之饮。1942年国民党将茶税列入统税中征发，至此，左宗棠创立的茶票制度才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左宗棠所推行的茶务改革，奠定了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陈先驱总结到。
来源：红网
作者：宋沛珊
编辑：石凌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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