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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记者宋沛珊 长沙报道
“汉川茶少而贵，湖南茶多而贱。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这一记载，说破了唐宋以下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以茶制边”政策的本质，同时也是以安化茶为代表的“湘茶”大行于世的根本原因。
“茶品喜轻新，安茶独严冷。古光郁深黑，入口殊生梗。”这是陶澍写下的一组关于安化茶的诗，从制茶、品茶到人性品格，把“茶”的妙处写透，不仅善用比喻、典故，而且能巧妙地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陶澍是清朝资水流域涌现的第一个总督级的大人物，后世评价他是晚清湖南人才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井喷的重要导师和推手。但在爱戴陶澍的安化人心中，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具有安化茶一般坚韧品性的长者……
谈茶 200多年前那场京城里的精英茶会
《陶文毅公全集》中咏安化茶诗四首并序。消寒第六会，吴兰雪舍人、陈石士编修，朱兰友待讲、谢向亭编修、胡墨庄待御、钱衍石农部同集印心石屋，试安化茶，成诗四首。
大约在1814年冬天，陶澍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他邀集同僚们在他的官邸“印心石屋”举行第六次“消寒诗社”集会，品尝从家乡带来的安化茶，并用诗表述他对安化茶的称赞及对茶农辛苦采制的体恤。
他发起南方各省籍在京的举人中，组织了“消寒诗社”（后改为“宣南诗社”）的文学小团体，进行诗酒酬唱，品茗吟咏。陶澍后来回忆：“忆昔创比会，其年憔甲子。赏菊更忆梅，名以消寒纪。”
茶会开始，陶澍给大家介绍了这款产自家乡资山里的茶。后来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嘉庆遗物时找出了两截树干型的紧压茶。经过对比，确认是安化千两茶。前来参加茶会的人对于安化茶了解甚少，便静静听陶澍娓娓道来。
《明·一统志》云：“湘茶产茶不一，其地安化，售于湘潭……是土产推此第一，盖芙蓉山有仙茶，故名益著。”香炉山在小淹镇资江左岸，离陶澍故居约五华里，所产茶多制雨前香和谷雨毛尖而名。他所写的第二首诗中描述了安化名茶及生产情况和诗人对茶农辛勤的体恤。诗中讲到安化当年的名茶，除了云腴碧，还有雨前香、谷雨茶、毛尖、挨尖及黄茶等。诗中的“芙蓉”“香炉”指安化境内有名的产茶高山。
从这组诗中得知，茶会虽以一个茶字为主，着意展开，茶友们古今上下，铺垫渲染。可以说这一场安化茶的品鉴会有深意，时隔200年，透过茶会让后人看到了清朝时，这些精英青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陶澍而言，这场茶会也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拐点。他们在茶里谈人，谈茶，谈功效与地域，谈人性与气节，由今及古，由茶及人，正是“人茶一味”的结合。
懂茶 借物抒怀谈安化茶之坚韧内里
安化千两茶。
作为安化小淹人，陶澍在诗中指出：“宁吃安化草，不吃新化好。宋时有此语，至今尤能道。斯由地气殊，匪藉人工巧。”他忠实地记载了“宁喝安化次等茶，不喝新化上等茶”的宋代古语，并接着指出这是由于地质宜茶的原因，并不是制茶工艺有多高，侧面也反映了他对于地域，生长和制作等系列茶事的熟知。
长期生活在茶乡、深入接触茶叶生产，他对安化茶的爱融入到生活。细读诗歌，陶澍还写到采茶、制茶与售茶之苦：“方其摘取时，篮筐遍山岊。晨穿苦雾深，晚焙新火烈。茶成与商人，粗者留自啜。”采茶之时正值农忙时节，无论男女老少都带着篮筐走向茶山的各个角落，清晨迎着全身湿透的浓雾进入深山，晚上又要就着熊熊烈火炒制茶叶。待到茶叶制成，却只能把好茶卖给商人以养家糊口，留下粗茶供自己解渴。
爱茶、懂茶的陶澍，不仅对茶德有着自己的独特体会，而且注重自觉地将茶德与己德融如一体，在品饮安化茶的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煮茗况家风，庭前馀雪白。”说明了他欣赏和继承了晋代陆纳煮茶待客、清廉自守的清白家风，就像庭前馀雪那样无瑕。
作为关心封建统治与改革的一代名臣，陶澍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谈到安化茶叶的功能时，进一步指出安化茶对西北边疆的重要性：“所以西北部，嗜之逾珍鼎。性命系此物，有欲不敢逞。”意即西北的少数民族对安化茶的嗜好甚至超过了珍宝与权力，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要靠安化茶来维系，安化黑茶在边疆问题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性。
品读四首诗，朴实真挚，用白描的手法记录了他对茶，对家乡，对时代的感触。那一碗安化茶里有着风貌、际遇、理想和追求，人与茶仿佛融为一体。当别人问及他，家乡的茶为何没有出现在《茶经》里，他回答，“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的确，茶里有劲道，直挺挺的姿态给人刚正之感。茶汤又朴实，有着上古遗风，或许就是印证了我们所谓的君子之交，正如他说，“因知君子交，味淡情斯永。”
来源：红网
作者：宋沛珊
编辑：韩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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